負面清單2018年將全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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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貿區實踐

雖然并未在全國實施，但在自貿區，尤其是上海自貿區實施了2年的負面清單制度，已為全國推進實施積累了相應經驗。

全國第一張負面清單，來自于上海自貿區，并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力度的加大，進行了相應的調整。

比如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已經出臺了2013版和2014版。與2013版相比，2014版的特別措施從190項變成了139項，減少了51項，調整率達到26.8%。

而到了2015版，上海、廣東、天津、福建四個自貿區共用同一份負面清單，并進一步縮短到了122項。

不過，在廣東、福建自貿區，基于CEPA(內地與港、澳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和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香港、澳門、臺灣投資者在某些領域，比在上海、天津自貿區享有更大的開放度。

在CEPA框架下，今年粵港澳基本上實現了服務貿易的自由化，服務貿易部門有160個，今年廣東對港澳地區開放的有153個，這是廣東自貿試驗區特有的，其他地方則沒有。

僅從上海自貿區來看，由于將外商投資項目由核準制改為備案制，針對負面清單以外的外資項目的備案，辦理時間從8個工作日，已經縮短為了1個工作日。

目前進入上海自貿區近90%的投資項目，都是在負面清單以外的，不需要再進行審批。

符合國際通行規則所帶來的開放度和透明度，前所未有。這也激發了外商投資的熱情。數據顯示，上海自貿區目前的新設企業中，外資企業的占比已從掛牌初期的5%，提高到了目前的18.6%。

而四個自貿區的數字，同樣說明這一情況：從4月新自貿區啟動至7月中的兩個多月時間內，上海、廣東、天津、福建4個自貿試驗區通過備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共754家，合同外資421億元人民幣，占同期區內新設外商投資企業數及合同外資的比例分別為80%和57.5%。

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認為，自貿區吸收外資集聚效應明顯，主要緣于投資限制條目的一再減少。

據王受文介紹，今年四個自貿園區采用一個負面清單，今年的負面清單和去年相比減少了17項，和全國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相比，限制類的減少了18項，所以自貿園區開放的領域大大增加了。

王受文還透露，上半年服務業利用外資增長了23%，在整個利用外資中的比例已經占到了60%以上。以前大家講服務業利用外資是不是房地產多，現在房地產利用外資是下降的。在制造業里面，一些高端的制造業，包括醫藥行業、通信設備、高端制造，這些方面吸引的外資也在增長。

對內監管方式改革開啟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執行院長屠新泉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與上海自貿區或《構建開放型經濟體指導意見》主要針對外資的負面清單不同，這次深改組提出的負面清單，主要針對國內市場。

本次的改革，除了時間表外，最引人注意的是新增的“限制類”事后監管方式。

《意見》指出，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是指國務院以清單方式明確列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級政府依法采取相應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

《意見》明確，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包括禁止準入類和限制準入類，適用于各類市場主體基于自愿的初始投資、擴大投資、并購投資等投資經營行為及其他市場進入行為。

對禁止準入事項，市場主體不得進入，行政機關不予審批、核準，不得辦理有關手續;對限制準入事項，或由市場主體提出申請，行政機關依法依規作出是否予以準入的決定，或由市場主體依照政府規定的準入條件和準入方式合規進入。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說，負面清單分禁止準入類與限制準入類，不僅體現出按照清單中“負面”程度差別化管理，而且也有助于與現行正面清單中鼓勵、允許、限制、禁止四大類管理模式合理對接，減少從正面清單向“負面清單”轉換過程中出現的制度內耗。

“畢竟，禁止和限制的負面程度不同，前者是能否問題，后者是多少問題。”他說。

屠新泉也認同這個看法。他進一步解釋說，禁止類很好理解，比如毒品、危險品、易燃易爆品，都可以算作禁止類。

但限制類就會有一定區分了，在這個限制類中，需要明確界定限制的方式，而且也會內外有別。例如，有的領域，比如報紙出版行業，外資可能會被限制，但民營企業則不會被限制;當然有的領域，也有可能外資與民營企業一起被限制。

換句話說，現在對于國內審批也要改變以往重準入、輕監管，轉換為放寬準入、強化事后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