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朋友圈”擴至55個成員 未來將面臨更大挑戰

會有一段痛苦歷程

就在亞投行呼朋引伴之時，斯里蘭卡卻以不公平交易為由，叫停科倫坡港城項目。斯里蘭卡是“一帶一路”上的關鍵國家，科倫坡港城則是中國投資14億美元的大項目。此種波折引起了人們的憂慮。有人以此提醒亞投行，前方的路并不平坦。

對此，宗良說，“一帶一路”所涉及的國家非常多樣，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制度不同，發展水平不同，如何跨越層層阻礙共同發展，將是考驗中國政府智慧的事。而在亞投行內部，成員國來自各大洲，訴求不一，背景不一，如何協調一致、互相信任、共同謀利，不是件容易的事。

曹紅輝則說得更為直接，亞投行大部分投資目標國都屬欠發達，經濟社會發展落后，國家治理能力偏低，政治不穩定，甚至面臨著地緣政治沖突、宗教民族沖突和恐怖主義危脅，怎么維護這些基礎建設投資項目的安全性并穩定地運營、管理，是今后亞投行要解決的重要任務。

在標準普爾、惠譽等國際評級機構對各國國家主權的信用評級中，不少亞洲國家信譽評級都在B級以下。

史汀生中心研究員孫云則提出，亞投行尚未形成固定的融資模式。中國可以動用外匯儲備或發行特別國債為亞投行項目融資，但亞投行的其他成員國卻很難有這樣的財政靈活度。盡管同業拆解、PPP（公私合營模式）等都有可能成為亞投行的融資模式，但觀察人士認為，由于缺少有力的信用評級和貸款擔保制度，亞投行未來的融資可能會遇到一定阻礙。

亞投行的定位是多邊商業銀行，而非發展援助機構，這也意味著亞投行要追求一定的投資回報。而其設定的領域又是周期長，融資額度大，盈利困難的基礎設施建設，加之上述地區地緣政治經濟風險等，就更需考驗能力和水平了。這對于一個新生機構而言，無疑會有一段痛苦歷程。

曹紅輝還表示，亞投行如何融入現有國際金融體系是另一個考驗。“亞投行對現有的國際金融組織如世行、亞行等，以及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商業化的金融機構產生深遠影響，因為它由各國主權的信用構成，它的債券發行信用評級的水平和標準，會影響到各國金融市場發行的基準、基準利潤的水平，這個影響也是深遠的。對亞投行來講，如何去管控資本市場在資產和負債兩端的效率，如何控制風險，本身也是一個挑戰”。

怎么建設好亞投行

中國是否有能力挑起大梁，成功地運營亞投行，一直備受外界質疑。畢竟中國沒有運營多邊開發機構的經驗、項目、知識儲備以及相應的體制機制。

對此，有研究者認為，亞投行當學習與創新并重。有學者指出，亞投行應自我定義為“學生”，在向“老師們”學習的過程中，主動進行蹉商，與領先的多邊開發銀行建立一個基于基礎設施投資的長效合作機制，使得不同范疇和區域的多邊發展機構相互融合，共同發展。

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近日也表示，亞投行將是由所有成員國通力合作共創的新型多邊金融機構，將會廣泛代表各個成員國的利益，充分借鑒現有多邊發展機構的良好做法和經驗，同時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

“3月上旬，亞投行的臨時秘書處組織了亞投行運行政策的研討，來自世界銀行等4個多邊開發機構，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36個國家和私營機構，知名智庫的100多位代表參加了研討會，我們有決心制造良好的安全保障政策，我們更有決心把他們在實際的投資中落實好、執行好，亞投行對世界銀行、亞行是一個補充，而不是替代，是對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進，而不是顛覆。”金立群說。

金立群還表示，“亞洲大陸茫茫大地一望無際，太平洋印度洋浩浩蕩蕩，完全容得下所有的這些機構，我們相信絕不會發生互相踩踏的事件”。

不過，亞投行也不會照搬某種現成模式。在近日舉辦的“2015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中尾武彥提到，亞投行滿足亞洲融資需求的一個前提是“遵照最佳實踐”。這立即遭到了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的反駁，他不贊同“最佳實踐”這個說法。他認為西方的一些規則并非最佳，有些做法比較官僚，這也是現有多邊金融機構要改革的原因。

在理念、治理機制和融資政策方面，亞投行已有明確的定位。在理念構建上，亞投行所支持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手段，其最終目的是以發展、平等和包容促進人類共同的繁榮。

曹紅輝說，亞投行在第一回合得分，是贏在“道”上，而非是“策”有多高明，未來它將繼續秉承“合作共贏，開放包容，求同存異”的精神，與各國一起建立利益共同體、發展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如此才會走得更遠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