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率法定”擬寫入《立法法》修正案

“較大市”立法權限沒擴大

此次修改《立法法》，一個重大亮點就是擴大了有立法權的“較大的市”數量。

但在代表團審議時，有些代表認為，目前草案設定的立法權限，對一些大城市來說“偏小”，建議增加立法事項，或者對原來有立法權的49個城市不作限制，實行“老城老辦法，新城新辦法”。

對這個問題，法律委也作出解釋，目前規(guī)定的“城鄉(xiāng)建設與管理、環(huán)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范圍是比較寬的。從目前49個較大的市已經制定的地方性法規(guī)涉及的領域看，修正案草案規(guī)定的范圍基本上都可以涵蓋。同時，草案規(guī)定還考慮了原有49個較大的市的情況，規(guī)定其已制定的地方性法規(guī)繼續(xù)有效。 總體上看，這樣規(guī)定能適應地方實際需要建議維持修正案草案的規(guī)定。

因此，草案的這一條款未作修改。 新京報記者宋識徑實習生沙璐黃丹露

稅率法定

“稅種的開征、停征和稅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大會審議稿）

改為“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關于修改《立法法》的決定（草案））

趙冬苓：這是一個進步

趙冬苓，作為知名編劇，編寫過《紅高粱》、《孔繁森》。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她因為提出“稅收法定”議案，而成為“明星代表”。

看到常委會二審稿，趙冬苓表示“很欣慰”。看到提交大會審議的草案中刪掉“稅率法定”的相關表述，她希望能保留，她擔心籠統(tǒng)的規(guī)定會留下博弈空間，最終受損的是民眾利益。

昨天，“稅收法定”的相關表述又被全國人大法律委寫入草案。對此，新京報記者對話趙冬苓。

新京報：你對這個修改感覺意外嗎？有沒有想到會修改？

趙冬苓：現在心情比較復雜，以前根本沒想到，經過大家努力能做到這一步，能出現修改。這是一個進步。

新京報：為什么心情會復雜？

趙冬苓：這兩天我過得真不好，當時我覺得作為代表已經盡力了，打算（兩會剩下的時間）就安心開會，剩下的事情明年再說了。但大家不許我懈怠。前天夜里23點59分，武漢大學熊偉教授給我發(fā)短信，說他還在和北大的劉劍文教授研究這個問題，覺得問題很嚴重，希望我能再提議案。

我第一時間給他回，說自己感到很疲勞，議案提交已經截止，不想再做了，明年再提吧。但后來又覺得這些學者還在努力，我怎么能放棄。就同意提交建議書。熊偉教授幫忙起草，發(fā)過來時已經早晨4點，第二天早晨又聯合兩位代表向大會提交了建議書，建議對三審稿的這一條修改。

新京報：熊偉老師跟你說了什么？

趙冬苓：他覺得問題很嚴重，應該把稅收要素覆蓋進去，包括納稅人、征稅對象、稅率等。

新京報：法律委解釋說，明確稅率由法律規(guī)定，并不排除稅收單行法律同時明確由國務院對具體稅率作出調整。你怎么看這個說法？

趙冬苓：第一，稅率要比較穩(wěn)定，兩個月之內三次上調不正常的，稅率法定就是要預防出現這種情況。第二，現在的稅收，比如車船稅，在設定的時候，可以由法律規(guī)定一個幅度，有上限和下限。 新京報記者林其玲

稅收要素中“稅率”最重要

施正文：這一修改把稅收要素中最重要的“稅率”單獨提出來，有積極意義。

稅種的核心要素是“稅率”和“計稅依據”，這兩者都會對納稅人的賦稅負擔產生最重要的影響。其中，稅率比較固定，一旦法定，政府裁量的空間比較小。

這次修改過程出現波折，表明人大不是走過場，對代表和民間的聲音和訴求有回應，這是立法的民主化、公開化和科學化的表現，是法治進步的表現。

至于全國人大法律委昨日表述的“并不排除稅收單行法律同時明確由國務院對具體稅率作出調整”，“稅收法定”普及后，稅率在原則上應是由法律確定。政府若調整稅率，必須經過全國人大的授權，而授權僅是一個補充性的、意外性的行為。 新京報記者李丹丹

政府調整稅率需要人大賦權

3月11日晚，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致函給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對立法法修正案三稿關于“稅收法定”提出修改建議。

劉劍文：對“稅率”的準確表述，是本次《立法法》修改的最大亮點之一和重大進步。

在這次修改中，對于“稅收法定”有明確表示，而過去的表述是籠統(tǒng)抽象的。“從法治的發(fā)展過程來看，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此次修改比起三審稿是個重大進步，這個博弈已把政府部門的權力大大限制了。目前“稅收法定”只是要素法定，也就是形式法定，而下一步應追求以公平稅負、量能課稅為內容的實質法定。

對于“并不排除稅收單行法律同時明確由國務院對具體稅率作出調整”，民眾不要太擔心給國務院調整稅率留下了缺口，“稅收法定”后，會給民眾財產上的安全感。政府調整稅率，依舊要向人大提出建議，需要人大賦權。 新京報記者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