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檔案 還原歷史真相

孫蔚如任西安戒嚴司令函

趙壽山任省會公安局長函

原標題：西安事變檔案還原歷史真相

檔案

還原歷史真相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在臨潼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逼蔣聯共抗日，并通電全國，提出了旨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八項救國主張，史稱西安事變，亦稱“雙十二”事變。

光陰荏苒，歲月流逝，張學良、楊虎城二位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距今已經79個春秋。

“西安事變參與者的回憶文章及學者研究著作頗豐，但遺留的相關檔案極少。西安市檔案館館藏有一組西安事變檔案，極為珍貴。”西安市檔案館（局）征集編研處副處長柏雪梅如是說。讓我們跟隨她的解讀，從檔案中還原西安事變的歷史真相。

一

在西安事變檔案中，有一件是《西安戒嚴司令部為任命孫蔚如為西安戒嚴司令致西京籌備委員會的公函》，內容載明：“頃奉總、副司令蔣、張。綏靖主任楊十二月十二日命令，節開：任命孫蔚如為西安戒嚴司令，城郊附近駐軍統歸其節制指揮”。

柏雪梅介紹說，該函收文機關西京籌備委員會，是1932年“一·二八”事變不久，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決定“以長安為陪都，定名西京”，并委派張繼等人組織成立，直屬國民政府。從1932年3月-1945年4月，前后進行了長達13年的籌建工作，對西安的經濟、社會、文化、城市建設產生重大影響。而此函發文機關西安戒嚴司令部，是事變中設立的重要軍事組織。

西安戒嚴司令孫蔚如可以說是楊虎城的心腹將領。12月11日晚，楊虎城召孫蔚如、趙壽山等人開會部署當夜行動，以扣蔣之事相告，孫蔚如知道后當即表示堅決擁護張、楊主張，說：“要干，就干到底！”當夜行動時，他在西安綏靖公署內協助楊虎城、張學良掌控全局。

此函開首一句最值得注意，其中“總、副司令蔣、張” ，即蔣介石和張學良將軍。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蔣介石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兼總司令，張學良將軍副之，代行司令職權。其“綏靖主任楊”，則是指楊虎城將軍。“公函成文日期為1936年12月13日，此時，蔣介石已被張、楊所扣，拘禁在新城，而此函關于事變后西安的軍事部署，仍以蔣、張、楊等名義發出，其用意耐人尋味。”

另外，落款用“陸軍十七師司令部圖記”，并在其旁特以毛筆注明“借用”二字，一方面說明事變時戒嚴部隊實際就是孫蔚如十七師的部隊；另一方面也說明事變發動時間倉促，秘密準備。張、楊雖然事先已有“扣蔣”計劃，但具體實施時間并未確定。

二

西安事變后，為加強地方治安，穩定秩序，除令孫蔚如任西安戒嚴司令外，省會公安局長的調整，也是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

“原陜西省會公安局長馬志超1935年加入軍統并經戴笠推薦回陜擔任陜西省會公安局長，為軍統在陜特務頭目，事變中聽到槍聲先裝扮成黃包車夫藏匿一熟人處，后又裝扮成賣雞籠人混出西安。事變后馬志超公安局長職務自然被免，由趙壽山接任。”柏雪梅告訴記者，在檔案《陜西省會公安局致西京籌備委員會公函》中，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到“陜西省會公安局局長馬志超免職，遺缺以趙壽山補充。”趙壽山上任后，“布告安民，清查戶口”，鎮壓蔣特活動，并將一些乘事變混亂之際搶劫物資、偽造“法幣”的刑事犯罪分子逮捕處決，迅速穩定了社會秩序。

事變后不久，楊虎城為了準備防御戰和聯絡紅軍，“并將渭北群眾發動起來，武裝起來，以備萬一”，任命趙壽山為渭北警備司令，省會公安局長由王宗山接任。

“兩份函相比，前后僅差七天，但任命分別以‘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和‘陜西省政府’名義發出，具體準確地反映出事變后局勢的變化。”柏雪梅介紹，事變后省政府已癱瘓，無法正常運行，不可能發布任何任命，而此時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也未成立，因此，趙壽山的任命只能由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發出。14日，事變當局對省政府進行了改組，重新任命了代理省主席、各廳廳長，組成新的省政府，18日，趙壽山、王宗山的任免自然應由省政府出之。

三

西安市檔案館館藏西安事變檔案中，“馮欽哉任討逆軍西北總指揮、二十七路軍總指揮的委任狀”的兩件檔案也值得一提。

“檔案中所稱的馮欽哉在事變前任十七路軍第七軍軍長兼四十二師師長，駐兵大荔。事變后馮欽哉叛楊投蔣，不僅給楊造成極大的困窘，而且在后來三方會談中，使張、楊毫無軍事上的優勢。”柏雪梅說，楊虎城在事變的當日清晨，親自打電話給馮欽哉說，蔣介石不接受聯共抗日要求，張副司令已下令扣蔣實行兵諫，要他迅速集結進駐潼關，防堵中央軍進犯西安。但是，馮欽哉在電話中表示：“張副司令的命令我不聽，你有什么辦法，我們再商量。”拒不服從調動，13日凌晨，國民黨中央軍第四十六軍第二十八師師長董釗率部搶先占領了潼關，從而使關中東大門洞開，形成了對西安的威脅。隨后，馮欽哉向國民政府作出“一不作共產黨，二不擁護小張（學良），三不與中央軍作戰”的承諾，并與劉峙等人通電全國，反對張、楊。

這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馮欽哉為討逆軍渭北總指揮的委任狀》的檔案，落款署名“委員長蔣中正”，時間為“中華民國廿二五年十二月日”。

“此狀落款署名，顯然是借蔣的名義。因為蔣氏遠在西安，不可能給其授權。”柏雪梅表示，“討逆軍”成立于12月16日，其具體日期，據1936年12月19日孔祥熙致樊崧甫電“馮欽哉兄已由軍委會派為渭北剿匪司令”云云，當在16日之后，19日之前。

西安事變后，馮欽哉投靠蔣介石，其部隊被改編為二十七路軍，馮任總指揮。檔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馮欽哉為二十七路軍總指揮的委任狀》，時間為“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日”。“較之前狀，此狀顯然經過蔣介石之首肯。這當然與馮在事變前后的態度與行動有關，算得上是蔣對他的回報。”柏雪梅說。

作為西北軍當時實力最強的一支部隊，馮欽哉的態度，對西安事變期間的事態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這兩份委任狀正是他在這一歷史時刻做出的抉擇標志。歷史不能改寫，是非功過自有評斷，兩份委任狀，其價值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