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悠遠閃著靈性——李陽人物繪畫的釋讀

畫家李陽正在作畫。

從認識李陽開始，總覺得他一直處于隨心所欲的快樂中。沒有刻意去做什么，也沒有執著于什么具體目標。一切像時間般漂流，過也如此，停也如此。因此，很多朋友不知道他在忙什么。李陽是另類的。

既定的文化環境之中，另類的存在狀態大約有三：一是為異類而異類，以奇為美，以怪為高；二是無所追求，我行我素，走到哪里算哪里，在世俗中不斷退縮，在越來越小的空間中留一份本真，隨波放逐；三是因為其自身的追求與理想與當下的潮流格格不入，在抗爭中特立獨行，不惜冒著被邊緣化的危險，不妥協地抗爭，終被視為不與世俗合作的異類。此等“怪人”在美術圈里雖然越來越少，但李陽當屬第三種異類中的“男主角”。在當下成為一個有思想、有追求的異類談何容易，為保持一種獨立自由的追求和探索，付出的不僅僅是時間與心血，更多的是對靈魂的拷問與人性的煉獄。李陽一路走來，花白的不僅是頭發，而且僅有的一撮胡子也著了霜，可見輕松的外表下，有著并不平順的心路，挪動著并不輕松的步伐。

李陽是我的同齡人，人們常說的科班出身。因畢業于美術學院，又留校教書，常被貼上“學院派”的標簽。很多時候，環境和生活狀態對藝術家的影響，是不可以忽視的。

他一直在陜西生活、學習和工作，“長安畫派”對他的影響，以及他果敢的反叛性格都是非常明顯的。他的父親是一位書法家、教育家。有很多學生,也有很多藝術界的朋友，這對李陽的教育是潛移默化的。父親帶李陽去藝術家的工作室，如蔡亮、王子武、張義潛、蔡鶴汀等，聽他們談話，看他們作畫，后來也經常談論藝術問題，毫無疑問，父親是他的精神支柱。下面我們先談“長安畫派”對他的影響。眾所周知，在“長安畫派”的傳統中，有兩個方面是至關重要的，一是對生活的深入與體驗；一是對傳統的觀照與領悟。李陽的繪畫是在生活的參與及體驗之中，不斷深入、發掘人性的靈光及感動，沒有概念化的摹寫與無病呻吟狀的寫真，以及照片似的照搬，而是用理性去整合自己感性化的提煉與抽象，這要歸因于他對生活的體驗和觀察。另一方面，“長安畫派”對待傳統的態度與方式，深深地影響著李陽的審美趣味，那就是重精神而輕樣式。這也可能是“長安畫派”在當代能夠獨樹一幟，而避免了當今畫壇趨同走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李陽在這方面，比他的前輩們更為自覺，即更徹底地關注傳統精神，更為聚焦繪畫語言的表現力，包括在材料及色彩方面的一些重要而大膽的探索。由此可以看出，在對長安畫派的繼承方面，李陽可能更好地發揮了自己所特有的一些當代優勢，而規避了老一輩們由于時代局限而無法回避的誤區，更為自主地繼承生發，這是李陽藝術與人生的基點。有了這個基點，我們還是更多地看到了李陽對“長安畫派”以及對傳統中國畫的一種反叛。這種反叛有兩種表現方式：一種是掙脫，名曰實驗；另一種是出新，名曰創造。試驗是一個過程，具有很大的風險，稍有不慎，就會曇花一現、歸于寂滅。努力得不到承認，更別說回報。但也有人在試驗中找到了出路，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造。李陽幾十年來與自身的困斗，已然苦盡甘來，步入佳境，領略著獨辟蹊徑的樂趣。

從這一過程中我們看到反叛的軌跡，更多地是一種生活，并用當下的生存哲學去思考與對比，在反差中尋找美的鮮活的一面，而不去重復前輩與同輩們的話語：一是從語言的表現趣向上，更具開放性與探索性，色彩與材料為表達的思想服務，在試驗探索中，不斷發現并掌握其規律化的東西，并在不斷地在創作表現中形成了自己的語境。二是思考與觀念已在畫面中形成掌控，而不僅僅是闡釋生活與生活所展現出的意義。對生活的表達與表現已讓位于一種精神性的表達與需要，如果說李陽以前是過多地追求形式上的獨特，倚重色彩的張力，那么，今天我們看到的是李陽正在沿著文化的維度關注精神。

為什么會產生繼承與背叛這樣背反的張力現象呢？我想從藝術哲學的角度上講，這取決于其積累而成的審美能力，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審美趣味與審美體驗。可以這樣說，李陽繪畫審美趣味的形成有賴于六個方面：

一、審美文化取向

李陽在藝術活動中，更多地是關注審美文化的當代性的敘說與呈現，在創作中更多地挖掘藝術本體與本源性的因素，并從人文主義視野來展現人性的光芒及真、善、美的狀態，遠離甚或是脫逃世俗力量的羈絆。都市文化的功利、淺薄和媚俗，使多少才華橫溢的藝術家隨波逐流，失去了自我，也遠離了藝術。從文化批評的角度看，這種甜膩的氛圍往往使人難以自拔，不知不覺落入享樂的掌握之中。李陽時常“失蹤”于西藏、尼泊爾等地，很長時間杳無音訊，是給心靈放假，還是一種有預謀的逃離，一種新的氣息的體驗，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密不透風的都市滯留太久，要出去透透氣，這是李陽尋找自我的無奈之舉，也是現代文明的缺憾。

二、知與行的互動

李陽已有的知識結構與認識結構，雖然是典型的學院派出身，但他卻對民間藝術及宗教文化的興趣，有時甚至到了一種癡迷的狀態。他從1991年開始就去藏區寫生，一般都是一個人獨來獨往，幾乎每年都去一個階段，最短一個月，長的時候幾個月時間都在藏區游蕩。在他看來藏區是一個文化概念，包括西藏、青海、四川以及甘肅等一些地域，各地的藏族服飾及風俗習慣都有區別，有很多東西吸引著他不斷地去學習。這種學習，知識的積累是一個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對特定文化的一種體驗。除此之外，與眾多學院派的藝術家相同的是，李陽也非常重視探索的縱深性，尤其是對技術與材料的創新與應用。他從大學時代就已開始學習敦煌壁畫，但那時的材料、工具、研究方法、甚至對問題的理解都很有限。2003年接觸了礦物顏料和新的研究方法，加上又多次去敦煌以后，他才對重彩繪畫的傳統脈絡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李陽雖然樂此不疲，但并不沾沾自喜，裹足不前，他把這種探索只是當成整個過程的一個階段，更為投入與用力的是對文化精神的發現、對文化的感悟及對美的領悟。于是他尋找到了一種更為豐盈、更為源遠流長的體系，那就是向民間藝術學習，在宗教文化的腹地中漫游與體驗，在游學的過程中發現并且聚合藝術創造的要素，而不是用相機去記錄與展現生活。這樣一路走來，李陽雖然既苦又累，但他始終按照自己的心性苦行，寂寞探道。這種源于自身認識而又以游學者，而不是考察觀光者增長與積累的知識，極大地豐富了由學院灌輸的一些所謂體的系與規則，而正是這種新的知識結構又在孕化著李陽的境界與認知結構，這才是李陽今天為什么這樣創作的重要原因。

三、生存狀態與個性趣味

對一個藝術家而言，對其審美經驗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解讀其審美趣味。對李陽來講，其審美經驗的結構的具體構成可做以下分析：一是關于繪畫精神及文化精神的歷史考察，在歷史中發現和表現文化的價值，在人類進化和發展的過程中，人與外部環境的關系更多地體現在：一是人與宇宙的關系；二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三是人與社會的關系；四是人與人的關系；五是人與自我的關系。對當代藝術家來說，關注自我及其生存狀態與環境就成為一種不可回避的重要議題，這也是當代藝術生發的重要時代背景與土壤。從反思到體驗是藝術家作為個體化的人，在藝術的感悟過程中追尋理性及其力度的重要方面。藏區體驗時期的一些作品是李陽創作的主要組成部分，在這些作品中，除了探討技法與表現的問題外，更多的是試圖超越物質世界，在精神層面追尋靈界的生活。李陽的無掛礙狀態，使他有了更多的空間去探尋這份感悟與理性。這是他在一系列游學寫生過程與創作中可發現其思索與體味的一些心路。顯靈系列的創作就是典型的自我對人與宇宙、社會及其自然的一種追問與思索的印痕。在很多情況下，畫面雖然很唯美、很感性，但傳遞出的卻是關于存在的一種價值取向。思考無疑是一個連續而又獨特的理性探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的人覺悟了，因為心有所得；有的人沉淪了，因為太多沉溺。心有所悟者給我們傳遞出更多可悟、可思的空間與信息，而沉溺不出者，給予我們更多的是走向功利與消沉的警戒。在現實世界中，雖然不能去勉強什么，但李陽目前讓我們看到的卻是前一種為人生的追求狀態，相信他的近似修行的狀態，能給我們帶來更多自由的氣息。

四、語言本體的關注

更加關注繪畫語言本體的內涵與創造，語言形式一定是為語言本體的內涵核心服務，語言的錘煉可以說是李陽為之付出最多的課題。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李陽掙扎過、放棄過，但最終又都以更加執著的方式探索與精進著。在其語言的追尋過程中，特別重視了：一是色彩的應用與表現力的飽滿式的表達，在這里，墨并不是一種中心而僅僅是一種色彩之一；二是筆墨（彩）在造型關系中，彰顯文化的蘊涵。技術層面的展現進一步后退；三是對繪畫大空間感及體量的營造更具當代性，藝術家、作品、環境、觀念在創作中進行了整合；四是筆觸及墨彩的處理更加一致與純粹，但這并不會成為一種表達的障礙，即給人傳遞出的信息是更加豐富了而不是蒼白了。五是材料、技術是為語言的本體服務，并不是人為的框架。李陽這種通過擴張語言的內涵及表現力來拓展語言本體探索的路子，可以說是為中國畫的出新在探索一種途徑和可能。

五、人性的挖掘

關注人性中的瞬間與思考，試圖用自己的思考穿透不確定性與變化，把永恒的過程納入自己的繪畫。“瞬間與永恒”永遠是李陽繪畫中試圖把握的一個主題，對一個思考者來說，對永恒的探索與認識可能遠比對瞬間的驚鴻一弊更有價值，但對于感性的藝術家來說，瞬間的把握可能更能傳遞美的本質。但對一個有認識高度的藝術家來講，在瞬間中展現永恒與在永恒中呈現鮮活的個性，并不是一個矛盾，問題的關鍵：在層層疊疊的現象及雜蕪的畫面圖像中，理性與思考怎樣準確把握隨機中的一瞬與永恒？李陽給我們的答案就是在深入的學習中，做一個潛入式的體驗者。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已有的感悟形式與業已存在的審美經驗，會在理性的穿透過程中，捕捉可以用繪畫來永恒化的符號與空間。這是一個藝術家藝術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六、領悟能力與審美經驗的形成

繪畫技術的不斷探索也成為一個經驗形態的系統知識，豐富了其審美經驗的構成。一個人的認識水準往往是在伴隨著技術上的探索與精進而得到提升。李陽的探索，無疑是始于對中國畫的新的認識，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其繪畫技術的不斷探求又極大地推進了其對探索的認識水準，由更多地關注材料與色彩到更多地關注水墨與色彩，這不僅僅是一種技術與色彩觀的變化，更多地是需要一種認識上的躍遷。李陽近幾年的藝術狀態，就如其生活狀態一樣，總是尋找一個辦法來打開其悠然追思與表現的體驗之門，隨著經驗的積累與認識的提高，這種迫切性正在讓他努力，不斷地接近一種自如的言說與表現狀態。李陽的這種認識與技術探索的雙向互動，為當代中國繪畫的探索呈現出一個新的案例。顯然，技術與認識在當代中國畫進程中的重要性，我們從李陽的作品中可以讀出很多。

對李陽的解讀，采用這種方式可能更多地是形而上的一些分析，當我們越是想對一個藝術家進行全面而又系統的分析時，過分地貼近可能無助于我們對其創作狀態的審視；反之，帶有距離感的審讀，可能更有助于我們對其藝術的理解。對一個關心、審視藝術內核及其本體語言的中青年藝術家來說，藝術哲學層面的解讀而不是技術層面，可能更有助于貼近藝術本質的表達。對于李陽作品來說，進行本體化的思考與評判，可能會讓我們更好地感悟其悠遠而閃光的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