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土地發展模式扭曲 工業用地達40%~50%

原標題：中國土地發展模式扭曲 工業用地達40%~50%

“中國的土地發展模式，導致每年新增城市化用地工業用地占比40%。城市的擴張主要是工業區的擴張。”11月22日，在2014清華新型城鎮化發展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做出如上評價。

陶然舉例說，全球各國，工業用地平均占比一般是城市用地的10%~15%，而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工業用地達40%~50%，主要用來建開發區，還有10%~15%用來做基礎設施。中國只有用剩下的30%~40%的土地搞住宅，其他國家是60%~70%。

中國這種扭曲的土地發展模式，直接導致工業開發區占用土地過大，使用效率非常低，同時商住用地密度過高，人居環境惡劣，居民還要支付高額房價。陶然說，“這確實是非常夸張的。”

對于如此大規模的工業用地，更為不可思議的是，工業用地地價是零地價或負地價。即，地方政府在工業用地出讓的時候，土地出讓的價格等于或小于征地成本加上基礎設施的成本。

這是因為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一般都是減免所得稅。除此以外，在過去一級開發“三通一平”基礎上升級到“七通”、“十通”，地方政府現在對工業用地的成本補貼越來越高。

陶然舉例說，2002年左右，中國商用服務業用地價格與制造業用地價格是2∶1。到了2010年，全國平均下來，這一比例上升到6∶1到8∶1，有的地方甚至達到10∶1。

如果從全國平均來看，征地補償加上基礎設施成本，工業用地地價真的是零地價或負地價。各個地方可能不一樣，有的地方一畝地能虧十幾萬、二十萬。這似乎完全無法理解。雖然經濟上不劃算，但政治上卻能夠得到提拔。陶然說。

一般來說，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地方為了開拓錢源，土地財政隨之出現。陶然說，這個說法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正常情況下，中央抽取的比例上升，地方的積極性應該下降，但事實并非如此。地方開始大規模推動工業開發區。

原因何在？1994年以后，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地方企業私有化過程，企業發展就有流動性，地方政府通過征地建設開發區，給企業壓低生產要素和保護環境的成本，抵銷了提高稅率對于企業發展的約束。

制造業是主流。它帶來的稅收是增值稅和所得稅。但是，前者的話，央地分成地方政府只能拿25%，近些年中央返還一部分后地方政府能拿到30%~35%；后者的話，原來都歸地方，2002年后中央拿走50%，2003年后拿走60%，地方只有40%左右的所得稅。

地方政府之所以在制造業招商引資上面哪怕虧點錢，也要把企業爭過來，尤其是通過非稅收競爭的方式，比如壓低工業用地價格、放松勞工與環境管制等措施從其他地方競爭制造業投資。

一方面很多成本是由包括失地農民、外來農民工和老百姓(健康)在內的全社會來承擔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將不僅能獲得制造業上那一點兒稅收，更重要的是制造業的發展會帶動服務業發展。

因為沒有制造業的發展，就不會有對服務業的需求。服務業能夠帶來100%歸地方的營業稅和全部歸地方政府控制的商住用地土地出讓金，換句話說，地方政府看重的是制造業對服務業的溢出效應，而在中國，地方政府可以完全內部化制造業對服務業的外部效應。

這種對土地出讓規模的扭曲，使得地方政府有動力約束居住用地供應，以推高價格，但放大工業用地出讓規模。中國地方政府得到土地出讓金，大部分用于投資，也這扭曲了中國的投資、消費結構。

對于決策層近來提到的經濟新常態，陶然說，新常態需要破除很多集團利益，現在談新常態可能為時過早。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推動真正的改革。只有通過關鍵改革，將過去發展的不可持續模式調整過來，然后才能逐漸走向新經濟。

令陶然擔憂的是，既然目標已經確定，那么如何實現新常態，現在是不確定的。不打破壟斷是不會實現增長的。中國的國企改革、混合所有制這是與西方含義不同的。依靠關系去入股，最后可能跟原先想的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