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無戰事》鏡像：一部嚴肅劇集的非典型性融資

“三人小組”和“總制片人”

李力是最初的總制片人。三人“制作小組”商討一切投資事宜，包括選擇導演、制作團隊、確定投資額度、談發行等等。

但前期工作出現各種拖沓。最常見的是，主創因為與劉和平的劇本理念不合退出，或希望修改劇本。對方最大的擔憂仍然是，“題材敏感，現在的觀眾不喜歡歷史嚴肅劇”。

可劉和平覺得，在市場性和藝術性矛盾時不能妥協。由于磨合不斷，幾次開機又中斷，最后，李力把總制片人的位置交給劉和平，他認為劉和平“最適合這個位置”。另外劉和平還擁有“一票否決權”。

劉和平十分滿意這項權力，甚至好幾次開會討論出現矛盾時，刻意提醒兩個比自己年輕幾十歲的晚輩，“我擁有一票否決權啊！”但也因此，各種壓力都集中在了劉和平和他的劇本上。

一天凌晨1點，李力接到劉和平的電話，“要不你們也撤資吧，我先寫書，大家都看了書了，自然不會有人說三道四，惹得是是非非了。”

最后，幫忙挺過難關的是廣電總局。總局一位官員通過山東影視集團的領導向侯鴻亮推薦了劉和平正在運作的電視劇，侯鴻亮是山東電影電視劇制作中心制片人。

此前，侯鴻亮聽說過這部劇，但擔心風險，有廣電總局官員推薦，疑慮打消，在打聽情況之后，雙方開始合作, 侯鴻亮擔任制片團隊負責人。

在核算投資成本時，侯鴻亮向劉和平提出，“肯定要過億”，劉和平答復，“充分支持”，并主動去跟兩位投資人談，最后確定金額是1.5億。

這在侯鴻亮看來，合作之初，劉和平表現了充分的“信任和誠意”。此后，總制片人劉和平更像是每個環節的調和劑，找演員、談價錢、找發行……“他不會應酬，不懂管細節，是個傳統、執著的文人，但作為制片人他有自己解決問題的方式。”侯鴻亮說。

事實上，劉和平已經不是第一次擔任自己作品的總制片人了，從《大明王朝1566》開始，劉和平就開始做各種統籌工作。但他說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擅長做別人不愿意做的事，需要短平快拿錢開路的不會”。

《北平無戰事》建組之后，幾乎處處都需要劉和平的這種“能力”，尤其是讓制作團隊最頭疼的“碼演員”問題上。

侯鴻亮團隊最開始定下的制作目標是，“任何一場戲都要出現觀眾熟悉的演員”，主角需要由著名演員擔任，群眾演員也要很出彩。

但由于制作費成本占據了總投資的一半以上，幾乎每個演員都是壓低片酬，甚至義務參演。

劉和平跟劉燁、陳寶國、王慶祥、焦晃等演員挨個談合作。為了表達誠意，甚至在演員家的院子里等了兩個小時。尤其是為了邀請已經息影的78歲演員焦晃出演劇中何其滄的角色，劉和平兩赴上海，在焦晃家一邊吃飯一邊談劇本。

戲里戲外“公約數”

劉和平曾說，《北平無戰事》之所以比美國的《紙牌屋》復雜，是因為《紙牌屋》只不過表達了一個掌握話語權的黨鞭。而中國人的哲學是平衡哲學，中國的政治，就是在求最大公約數，這點最難。

他把這種道理用在劇組事務管理中。“其實這部劇的參數很多，包括我自己也是參數之一，真正的公約數是這部劇本身。”劉和平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為了配合演員的檔期和最后的上映時間，劉和平連夜趕工，多次修改劇本，比如廖凡的檔期到了，劉和平只好一下子把廖凡飾演的梁經倫角色“寫沒了”；陳寶國的檔期到了，劉和平也把徐鐵英的角色“寫沒了”，陳寶國后來又放不下，決定“隨叫隨到”、“不加錢”，劉和平又把他的角色寫了回來。

《北平無戰事》開篇是1948年“7·5”學潮，西部慘案發生，曾可達提審方孟敖，導演孔笙在剪輯最后一稿的時候告訴他“最好一上來動作就強一點”，劉和平也答應了。最初的片名《明月照人1948》、《最后的王朝》都被否定了，最終改為《北平無戰事》。

“我其實是很善于妥協的”，劉和平說，“只要不涉及我的底線——做出精品來。”

2013年，春天融合影視文化公司接手這部戲的投資和發行工作，負責人楊曉偉在與電視臺溝通時，得到的反饋是，“擔心收視率”。于是，在后期剪輯時，她悄悄另找一位剪輯師，制作了另一個版本，讓節奏加快一些，很多對白也更直白，拿給劉和平看。

本來楊曉偉想的是，“假如電視臺喜歡這個版本，就回來跟劉老師談判”。還沒送到電視臺，劉和平看過了新版本就氣得犯了心肌梗塞，嚇得楊曉偉一夜沒睡。雖然《北平無戰事》最終沒有被“國投”，但在劉和平和李力看來，這是官方給予的最大的支持，也讓他們看到了市場信心，“任何一個時代都需要存在歷史、嚴肅性的文化產品”。

劉和平篤信自己的作品能夠成功，他說， “我們在這邊，歷史在那邊，這中間就是一面鏡子。”（編輯 譚翊飛 張凡 申劍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