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村莊到城市：資本的力量 帶給我們的啟示

原標題：從村莊到城市：資本的力量

浙江余姚市西北的泗門鎮迅速完成由村莊向城市的蛻變。

生活在那里的人回憶說，早些年的泗門只是一個普通的沿江小鎮，生活單調乏味。像大多數村莊一樣，晚上6點以后，街道變得冷清，公共娛樂生活幾乎為零。不論是看電影，還是逛商場，都要坐一個小時的公共汽車到余姚市區。

但現在的泗門，已擁有了多家大超市和商店，公園、圖書館這些在城市里才有的設施，泗門也有。獨有的安靜，讓生活在交通擁堵、空氣渾濁的大城市里的人艷羨。

轉機源自于“試點鎮”的決定。2009年12月，泗門鎮被寧波確定為首批衛星城市試點單位；2010年4月，又被中央編辦確定為全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試點鎮；2010年12月，被浙江確定為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試點鎮。

被資本改變的鄉村

被確定為試點后，鎮級政府擁有了更多的權利。余姚農村合作銀行泗門支行行長魯建梃今年5月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從2010年開始，泗門鎮設立了行政審批分中心，無論是個體工商戶登記、房屋所有權登記等事情，居民們都可以在中心完成，而不必去余姚市里。

衛星城市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擴權強鎮、下放管理權限。泗門鎮被授予相當于縣市一級的部分經濟社會管理權，并實行部分計劃單列體制。目前，泗門分中心的委托授權事項達234項，從基本建設、企業技改，到工商稅務登記、權證辦理，基本涵蓋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各方面。泗門鎮還建立了市政公用管理服務中心，具體承擔一系列市政基礎設施的管理和維護。泗門鎮還是浙江省首個開通城市公交的鄉鎮。乘坐泗門鎮城市公交可以到達泗門主城區至周邊鄉鎮。

余姚市政府也對泗門鎮實行重點傾斜，加大財政扶持力度、土地保障力度和金融支持力度，明確該鎮的財政體制相當于縣一級的財政體制，并建立了鎮級金庫，重組城市建設投資開發有限公司，擁有新的融資平臺。

大量的資金需求令資本紛沓而至。浙江民泰商業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等10家銀行相繼落戶泗門。“銀行對農村城鎮化的支持首先體現在基礎設施方面。”余姚農村合作銀行董事長沈紅波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

然而，農村的城鎮化并不簡單是“改村為鎮”和“基礎設施”建設。資本對農村經濟的引導在于推進農村的工業化，用金融改造傳統農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大型工業企業、資質好的大型農戶，成為各家銀行爭搶的對象。

魯建梃告訴記者，泗門盛產榨菜，每到榨菜收割的季節，所有的工廠都會放假。那些不準備自己耕種的農民，可以將地租給大戶。2014年，榨菜價格一直攀升，從一開始每公斤0.80元增至1.04元，全鎮農戶榨菜收入可比去年增加1500萬元。金融對傳統農業的引導主要體現在對規模種植戶、合作社以及家庭農場的服務上，著重形成規模化生產。

2012年，泗門鎮實現地區生產總值62億元，財政總收入10.02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5806元，遠高于全國水平。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3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8896元。

資本的誘惑

在泗門鎮，余姚農合行一共設有5個網點。隨著城市的生長，各種金融需求也在生長。

泗門鎮是人口流入鎮。魯建梃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泗門鎮的商品房價大多為6000元/平方米左右，市場最好時，8000元/平方米均價的房子也比比皆是。很多外地人，來泗門鎮打工，做生意，從此留在泗門鎮生活，也會貸款買房。買房者可在當地落戶。

不過，資本“嫌貧愛富”的面目從來就未改變。余姚有30余家商業銀行，競爭激烈。股份制商業銀行多集中服務于大、中型企業。地方性銀行則立足發揮自身優勢重點服務中、小、微企業。

浙江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浙江經濟下行壓力依舊，多地相繼爆發擔保鏈危機。相比2010年、2011年，小微企業的總體貸款需求大幅下降，都在有意識的降低互保額度，減小擔保規模。不僅擴大再生產的意愿下降，并且主業之外的投資意愿也開始下降。

銀行醞釀不得不在更費力的業務上發力。早在兩年前，地方性銀行開始挖掘新的需求。信貸員開始地毯式地走訪，和農戶親密接觸，挖掘農戶的貸款需求。

2012年5月，由余姚市文明辦與余姚農村合作銀行等部門聯合推出“道德銀行”，以信用抵押最高可貸款50萬元。余姚市邵家邱村的農民姜海軍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依靠誠信抵押貸款20萬元，他順利實現了自己的創業夢，開辦了塑料袋廠，并在一年后將貸款全部歸還。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包括泗門鎮在內的余姚市21個鄉鎮、街道均已建立了“道德銀行”支行，75個行政村的671家農戶，通過“道德銀行”獲得信用貸款5540.5萬元。

與此同時，余姚泗門鎮也在嘗試盤活集體土地資產。農民可以利用集體土地權證、房屋所有權證進行抵押，獲得貸款。全國只有少數地方在探索。

在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經濟學家辜勝阻看來，就地、就近城鎮化的市民化形式，是當前社會代價最小、市民幸福感最好的城鎮化方式。這類人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經城鎮化了，與家人生活在一起，沒有“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問題，最具生命力。大力發展小城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城鄉金融同樣懸隔二元

但泗門鎮注定是中國農村中的少數派。泗門鎮地處寧紹平原中部，位于余姚西北的中心，離余姚、慈溪、上虞三市中心城區均為20公里，距離杭州120公里，區位優勢不可復制。且該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對資本有吸附力。如果說在泗門鎮激烈的競爭迫得銀行不得不關注小微企業、關注農戶的貸款需求，大部分城鎮還未發展到這樣的程度。

盡管近十年來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將“三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農村金融也一直是中央推進金融改革的重點環節，但是在實踐中，農村金融“缺血”的現象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緩解。

20 世紀80年代是中國農村金融最為活躍的時代，也是鄉鎮企業發展、涌現了一批農民企業家的時代。然而，從2000年初，中國的大型金融機構，特別是大銀行， 基于收入成本的權衡考慮，從農村和農業撤離，涌向城市和發達地區，造成農村金融資源的外流和農村金融服務的空白。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院長助理王曙光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指出，經濟不發達地區和低收入農民的融資需求更旺盛，他們所面臨的資金瓶頸約束也更嚴重。這是北京大學的農村調研團隊在20多個省份所做的田野調查統計數據所證實的一個結論。

發展農村普惠金融是新型城鎮化道路的核心問題。今年4月16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提出了金融服務“三農”發展的六條措施，具體包括：豐富農村金融服務主體、加大涉農資金投放、發展農村普惠金融、加大對發展現代農業重點領域的信貸支持、培育農村金融市場、加大政策支持等內容。緊接著，4月20日，國務院發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金融服務“三農”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了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機制改革、大力發展農村普惠金融等內容。

王曙光認為，國務院文件向社會公眾和農村金融機構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政府將通過更加靈活和優惠的扶持措施、更具有市場化特征的制度手段、更兼具農村發展與扶貧的均衡性政策框架，來大力推動農村金融的改革與發展，從而為農村經濟復興、農民增收和農業產業轉型升級注入強大動力。

王曙光進一步指出，近年來，隨著城鎮化的深入推進和城鄉一體化的發展，農村金融的需求日益旺盛和多元化，農業企業、種養殖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組織以及農村小微企業等都有強烈的融資需求。這些主體，尤其是這幾年迅猛發展的合作社和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村經營主體，他們的融資需求很旺盛，他們對金融產品的需求比較多元化。應建立多層次的農村金融體系，包括村鎮銀行、小額信貸公司、商業銀行全資持有的貸款子公司、農民資金互助社。更最關鍵的一點，是要滿足欠發達地區農民的融資需求，以此促進我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避免收入差距拉大。

農民和市民的區別在于，后者可以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務，有更多接觸財富的機會。在微觀層面上，沈紅波的思考是，農村的城鎮化道路應該是建設美麗農村的同時，讓農民享有更好的金融服務。在農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趨勢越發明顯的背景下，“三農”金融服務的需求已發生了顯著變化。作為地方性中小商業銀行，除了傳統存、貸款外，新型信貸產品、投資理財、電子快捷支付、商務智能等金融服務應不斷增強。同時，以社區銀行建設為契機，著力打造金融便利店、小微企業專營網點和財富管理中心等業務平臺，發展零售業務。

困惑同樣存在。資本一步步雕刻新市鎮，但“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村莊卻似乎更遠了。作為1960年代生人，沈紅波有揮之不去的農村情結，城市的喧囂對他已經不再有吸引力。

被資本“選中”的村莊更快速地變成城市，一部分有特色的村莊，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消失。“城鎮化的單向流動機制下，一旦農民變為市民，就再無回去的可能。”沈紅波說。要素并不被允許自然流動，民間資本也無法進入村落。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不僅阻礙了農民變為市民，也成為城市人建設美麗農村的阻礙。種種限制下，資本也只能帶著鐐銬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