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CTAD報告:中國今年將成為凈對外投資國
2014年06月25日 08:56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原標題:聯合國貿發組織報告:中國今年有望成為凈對外投資國 中國對外投資(包括金融領域投資)將很可能在今年超過吸引外資的規模,中國有可能躋身凈對外投資國。 聯合國貿發組織(UNCTAD)24日發布的《世
原標題:聯合國貿發組織報告:中國今年有望成為凈對外投資國
中國對外投資(包括金融領域投資)將很可能在今年超過吸引外資的規模,中國有可能躋身凈對外投資國。
聯合國貿發組織(UNCTAD)24日發布的《世界投資報告》表示,中國對外投資(包括金融領域投資)將很可能在今年超過吸引外資的規模,中國有可能躋身凈對外投資國。
報告指出,2013年,中國全年吸引外資達1239億美元,較上年增長2.3%,居全球第二位,與位居全球第一的美國的距離進一步縮小。同時,中國對外投資達1010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5%,成為美日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截至2013年底,中國對外投資存量達6136億美元,全球排名從2011年第17位上升至2013年的第11位。
UNCTAD高級官員梁國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個轉變顯示出了積極的信號和意義。金融資源能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中國擁有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 能更有效地保值和增值,提高資產收益率;通過海外收購,中國企業能夠提高競爭力。“唯一需要改善的,是在自然資源以及服務業領域。中國龐大國有企業為主的內資群體,在過去開放的競爭過程中,通過一定程度的壟斷保護發展,如何可持續發展,并通過‘走出去’做強,是個非常重要的命題。”梁國勇告訴記者。
對于國際投資規則的制定,報告描述了截然不同的兩種趨勢:一方面是脫離國際投資體系;另一方面是深化和擴大談判。UNCTAD投資和企業司司長詹曉寧重點指出,大型自貿區協定的談判就是一個例證。這些協定一經達成,會對國際投資協定體系帶來系統性的影響。
顯然,中國如何適應并主動介入這種影響,也是正在面臨的重大命題。
三大區域協議影響全球投資規則重構
今年的報告側重對大型自貿區協定的分析。分析顯示,三大區域協議正在影響全球投資規則的重構。
從數據來看,目前正在談判的三大區域協議之一——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所有成員對外直接投資(FDI)規模在全球大趨勢中占到四分之一,甚至更多。另兩大正在談判中的區域協議,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 的所有成員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也是如此。
此外,仔細剖析三大區域協議各自成員的對外引資模式,也顯示出類似的趨勢。正在開展TTIP談判的美國和歐盟在吸引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份額近乎減少了一半,從2008年危機前的56%降至2013年的30%。在TPP中,美國份額有所減少,但其中新興經濟體的擴張起到了彌補作用,因此TPP成員吸引外資的總體份額從2008年之前的24%提高至2013年的32%。RCEP成員近年來吸引全球直接外資的流入額占20%,基本達到了危機前的水平。
梁國勇對本報記者說,談判時間表確實有不確定性,但是這些正在進行的談判本身,對于全球投資規則重構的影響依然存在。
他說,首先,不論是學術界、各國政府,都對現存的問題有共識,對下一步規則走向,也依然在積極探討的過程中。區域主義的崛起,也是對之前全球化進展的反思。這幾個大型的區域談判,由于有全球最重要經濟體的參與,有兩個作用:示范與共識建設,這些影響依然隨著談判進展在釋放。
比如,一個基本的共識是,目前的談判內容都已經進展到了21世紀議題,從準入后的國民待遇,到了準入前的國民待遇;投資貿易服務市場準入談判,與知識產權傳統相關問題相結合;國有企業問題;以及可持續發展領域的環境及勞工問題。
《報告》分析了各國的投資鼓勵措施。對于國際投資協定體制運作及作用的廣泛關注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改革呼聲。4條改革道路日益明顯,包括保持現狀、脫離現有體系、有選擇地調整、系統性的改革。UNCTAD認為,第四條路徑是必要的和可取的,并建議采取多邊途徑推進一個全面的、協調一致并能更好地促進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國際投資協定體系的改革。
這也是應對復蘇增長的全球外國投資的一種集體呼聲。從整體來看,全球外國直接投資2013年增長9%,達到1.45萬億美元。包括發達國家集團、發展中國家集團和轉型期經濟體在內的所有主要經濟集團的直接外資流入量均有所增加。全球直接外資存量也提高了9%,達到25.5萬億美元。
貿發組織預測,全球直接外資流量2014年將增加至1.6萬億美元,2015年達到1.75萬億美元,2016年達到1.85萬億美元,資金流的增加主要受發達經濟體投資的驅動。
中國外資體制如何變革適應國際趨勢
《報告》指出,現在,中國已經成為名符其實的對外投資大國。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出口推動和吸引外資的局面將發生重大轉變。對外投資將成為中國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梁國勇對本報記者表示,一些客觀因素也在支撐中國對外投資數據的走高。一方面,人民幣長期升值趨勢并未改變。匯改一直是促進中國對外投資的重要因素,匯率影響企業所持本幣的海外購買力、成本和相對收益率。1月下旬以來,人民幣貶值的總體幅度很小,長遠來看,也沒有改變人民幣長期升值的趨勢。另一方面,中國外匯儲備相對過剩的局面,短期內也不會改變。
他發現,中國對外投資還有一些獨特優勢。比如中國制造業中的過剩產能,與對外投資結合,可以滿足低收入國家對產能的需求。此外,一些適合發展中國家市場的技術,比如高鐵,可以在局部造成熱點。同時,中國融資優勢,可以與企業的對外投資優勢相結合,尤其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領域。
事實上,《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去年世貿組織巴厘島會議期間了解到,由于金磚國家在面對美國QE退出時產生分化,中國一枝獨秀的表現,客觀上已經助推中國的投資政策正在更向西方靠攏。
但改革的阻力也相當大。梁國勇重點提及了中國上海的自貿區,這是貿易、投資、金融三位一體的改革試驗,國際上沒有先例,順應了新的規則形成,是與國內政策相互作用的積極嘗試。但這個改革的過程,與進展艱難的區域談判一樣,尚需過程。
以上海自貿區資本項下開放時間表為例,他認為,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是國家層面重要的金融決策,也是長期漸進改革過程。對上海自貿區來說,爭議存在于,資本大進大出沖擊下,如何建立安全閥,是否存在風險沖擊等。
詹曉寧建議,中國在改革外資管理體制的同時,也應推進對外投資體制的改革,制定新的對外投資戰略。其核心是通過集群式、國際生產一體化的對外投資在更高層次上利用、整合國際資源,最終建立自己的全球一體化生產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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