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泰斗吳敬璉先生的改革觀點

1984年7月：肯定了商品經濟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并為其正名，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肯定，對十二屆三中全會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作出了貢獻。

1985年，提出企業、競爭性市場體系和宏觀調節體系“三環節配套改革”的主張。

1988年，運用現代政治經濟學中的“尋租”理論對改革過程中的腐敗現象進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敗現象的實質，也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確的途徑。

1988年4月，針對在高通貨膨脹情況下實行物價闖關的決策，提出《控制需求，疏導貨幣，改革價格》的研究報告，指出：在需求膨脹和待實現購買力大量積累的情況下，對價格作較大的調整和放開部分商品的價格，“是一種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選擇”，“有可能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

1992年4月，向中共中央提出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我國經濟改革目標的建議。

1997年5月，撰寫的“把社會主義理論創新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研究報告，由他領導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向黨中央提交的“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研究報告，對確立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國有經濟布局有進有退的戰略調整作出了貢獻。

1999年,負責國務院發展中心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課題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現代公司必須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議。

2000年，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場經濟”，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警惕滑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

2000年12月31日：“從經濟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可以說改革的‘大關’還沒有過。特別使人沮喪的是，我們不得不繼續談論5年前我就已提出的問題，例如國有企業的低效率，日益猖獗的腐敗，經濟關系的混亂與失范，改革過程中財產再分配的嚴重不公，以及金融詐騙、股市泡沫、公權不彰、法治不行等等。”

2001年：“中國的股市很像一個賭場。”

2002年：“2012年將是全球經濟走勢陰晴不定、十分微妙的一個年份。與此同時，中國、美國、俄羅斯這些大國都正好進入了政權轉換期。”11月11日，吳敬璉在財新峰會上說，“政治周期和經濟周期的重合會給我們什么樣的結果呢？從中國情況而言，我認為明年黨政領導換屆，對于改進中國經濟運行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2003年：中央通過一個《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當時認為中國市場經濟初步建立存在很多舊的體制的遺存，妨礙了它有效的起作用，所以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進行改革。然而《決定》的執行讓其很遺憾。“這個《決定》的基本部分沒有得到執行，這是我覺得最遺憾的，最不滿意的。” 

2004年：2004年開始,改革倒退了。

2005年：政治改革，是未來中國改革的主題。

2006年：機會不平等造成當前貧富差距拉得更大。

2008年：腐敗現象是經濟與政治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堅持改革是唯一出路。

2009年：最近中國企業發生的情況，是不是有這個苗頭。最近幾個月，改革的呼聲從大眾到企業家，到政府中間的一部分人，也就是說市場化、民主化加強了。這是不是跟我們的的分析，是不是預見到了中國的發展。

2011年：改革的焦點是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核心的問題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這個改革確實最難。原因就是因為政府自身的改革將會觸動政府和官員的權力和利益。換句話說，就要有勇氣和決心，“革”自己的“命”。

2012年：國企改革不能停止。

2013年：改革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窗口，貧富差距與腐敗是中國當前兩大問題。

2014年：貨幣超發造就高房價，解決住房問題需發房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