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對中國經濟的雙刃劍作用

原標題：外資對中國經濟的雙刃劍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跨國公司與國際組織研究室副主任張金杰

按照某些經濟學家的測算，在華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個百分點，中國GDP增長率便平均增加0.3-0.4個百分點。可以說，我國改革開放的30年，也是外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巨大影響的30年。而這種影響有正有負，在"雙刃劍"性質的正負影響之間，孰重孰輕，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當前中國經濟已然崛起、國力日盛之時，以往積極利用外資的政策是否應做必要的調整，以達"興利減弊"，也是件頗受爭議的事情。 

30年來中國利用外資基本狀況

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規模與主要來源

回顧中國利用外資所走過的路程，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規模及其主要來源循著四個主要階段。 

第一階段：萌芽試探階段（1979年-1984年），主要特征是外資來源以港澳臺為主，投資規模也偏小。第二階段：初步投資階段（1985年-1991年），外資來源仍以港澳臺為主，但已有歐美日公司來華投資。 

從改革開放到1992年以前，中國雖然在政策上制定了很多鼓勵外資和華僑資本直接投資的政策，但真正進入中國市場的投資很少。因此，上述兩個階段均屬于外商在華投資的"試水期"，是我國在整個引進外資歷程中的初期發展階段。在1979年至1991年的13年間，中國累計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僅為251億美元，亦即平均每年不足20億美元。這一時期，中國大陸絕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資來自于港澳臺地區，而來自于歐美日的跨國公司投資則占很小比例。 

第三階段：快速發展階段（1992年-2001年）。以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為標志，中國國內掀起了經濟發展新高潮。以列入全球500強為代表的大型跨國公司紛紛來華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自此開始大量涌入中國。僅在1992年當年便比1991年增加一倍以上，超過了100億美元。到1996年，更是突破了400億美元大關。伴隨著各種投資軟硬環境的不斷改善，不僅外國直接投資逐漸居于主要地位，而且來自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開始有了顯著的增加。 

第四階段：穩定發展階段（2002年至今）。以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志，外商對華投資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2002年突破了500億美元之后繼續逐年遞增，2005年達到724億美元的歷史峰值。中國的對外開放度不斷擴大，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更加緊密。加入WTO后的5年中，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速年均28％，到2006年底總規模達到1.76萬億美元，累計實際利用外資超過6850億美元。 

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流向

我國經濟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各地區發展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比中西部地區經濟明顯發達。這種經濟發展不平衡與外資經濟區域分布不平衡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造成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原因，當然有地區間外資不平衡分布因素所致；反過來，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拉大，更導致跨國公司對經濟相對發達、投資環境更為理想的沿海地區，從整體上看更為傾心。 

30年來，盡管我國政府從外資政策等方面，總是在積極鼓勵外資擴大在中西部投資，但在收效上并未有大的改觀。東部沿海地區仍是我國吸收外資的主要地區，尤其是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這兩個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截至2005年，無論是外商投資項目數，還是外商投資合同額、外商實際投資額，均占全國80％以上。其中，在2005年度，廣東、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北京、遼寧、天津等9 個東部地區新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數占全國的87％，合同外商投資額約占88％，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近89％。 

外資在華并購日益活躍的趨勢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多年的快速發展，在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資投資者的同時，一些大型跨國公司對華系統化投資全面展開，并購方式的投資活動日益頻繁。目前世界企業500強中已有400多家在華進行了投資。外資企業越來越注重對中國大中型企業的并購與重組，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合資控股和直接購買產權。外企并購中國的企業大多是一些行業、地區的龍頭企業和市場占有率較高的企業。 

從數量型向質量型的外資政策沿革

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狀況變化與中國的外資政策直接相關。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根據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工作的需要，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規、政策和措施，并根據不同時期的不同特點不斷加以調整，使吸收外商投資工作不斷深入發展。近30年外資政策的變化，概括地說，是沿著數量型向質量型逐步轉變的過程。 

30年來的中國外資政策主要可以歸納為：第一，外資享有優惠政策和待遇，某些方面甚至是超國民待遇。第二，建立開發區是中國引資的一大創舉，既有利于產生產業集群效應， 又便于集中管理（1990年代以來這個創舉被如越南、印度等其他發展中國家廣泛模仿）。第三，引資導向具有一定規劃性。早期對外開放主要以民族感情為紐帶吸引華商資本，技術含量較低，屬于勞動密集型。隨著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提升，引資重點轉向歐美跨國公司和科技含量高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尤其歡迎研發機構在華建立，并且隨著市場化程度提高不斷擴大對外開放領域。第四，堅持穩步開放國內新生的脆弱的資本市場。 

外資成為中國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引擎

外商投資產業流向及其投資質量在不斷地改善

在過去的30年中，隨著西方跨國公司逐漸成為外商在華投資的主導力量，外資開始由過去主要集中在輕工業為主的加工制造業及養殖業、餐飲業的狀況，逐步轉向機械制造、建材、化工、基礎產業交通、通信房地產等領域。 

總體上看，外資的流入已出現這樣三種變化趨勢：首先，由第一、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化；其次，由低生產率、低技術含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高生產率、高技術含量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化；再次，行業內部從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向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轉變。正是外商直接投資的不斷流入和產業流向的不斷升級，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相關研究報告，中國在1990年代10.1％的年均增速中，外商直接投資的貢獻在3％左右，即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30％左右。 

進入21世紀后，由于中國產業結構較以往有了很大提升，在國家外資政策的鼓勵下，同時也是為了增強在中國市場上的國際競爭力，外商對在中國高新技術領域的投資和設立研發中心都開始表現出極大的熱情。這一時期，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等新興產業實際利用外資增長較快。 

外資推動出口產品結構升級

產品出口結構是產業結構的反映。30年來，中國的出口產品結構正在從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逐漸向中高技術的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轉變。而在這一過程中，外資企業所占份額不斷上升。這一點在中國加入WTO后尤為明顯。1995年，外資企業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為47.7％,到了2004年便已增至57.1％。在產品出口結構中，外資在初級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和低技術出口中的比重約占1/3，而在資源密集型、中高技術產品中的出口比重則都超過了50％。可以說，外資企業在推動中國對外貿易增長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吸納就業方面的積極作用

外商投資企業在改革中國傳統的勞動力雇用及其觀念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外資企業促進勞動力配置市場化的形成，促進了人們就業觀念的轉變。外商投資企業大量地集中于新興領域，實際上是創造了許多新的就業崗位，擴大了就業場所。到2006 年，全國外商投資企業吸收的直接就業人數已經超過了2800萬人，占全國城鎮勞動就業人口的比重超過10％。如果考慮大量企業為外商投資企業進行生產配套形成的間接就業，外商投資企業的總的就業人數將超過1億人。研究顯示，中國平均吸收1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便可創造2900多個就業崗位，這有效地緩解了我國就業的壓力。 

外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負面作用

外資產業流向的不均衡分布

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產業流向呈現明顯的不均衡分布狀態。從過去30年我國引進外資的歷史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三次產業中的配置，除了1979年-1986年期間第三產業曾高達69％以外，從1987年開始，制造業便一直成為外資集中流入的產業。到2005年底，我國第一、二、三產業利用外資在實際利用外資中的比重分別達1.19％、 74.07％和24.74％。在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中，制造業和房地產業所占比重分別為70.4％和9％，正是這種制造業外資流向偏重的狀況，成為中國形成"全球制造中心"國際形象的主要根由之一。 

自1990年代后，從世界范圍看，國際資本流動的產業分布發展趨勢是外資越來越多地向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轉移，雖然在發展中國家整體上第二產業所占比重還是很高，但從拉美地區的經驗我們看到，新興發展中國家也都是在積極鼓勵外資流入服務業。相形之下，我國在金融、保險、商業、外貿、信息服務等第三產業吸收的外資數量十分有限，對國家急需大力發展的農業、基礎設施與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的直接投資偏少，對服務行業直接投資的水平和層次普遍較低。僅以第一產業為例，從1992年以來，第一產業利用外資所占比重很小，一直在2％左右的低位徘徊，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第一產業吸收外資的水平。 

高新技術產業增長過度依賴于"三資"企業

目前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僅為萬分之三，有99％的企業沒有申請專利，有60％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商標。即使那些在國際市場中被廣泛認為已經具備競爭能力的產品，如家電業，實際上許多核心技術都在西方跨國公司手中。例如，在彩電104項關鍵技術中，我國企業僅掌握60％，在手機65項關鍵技術中也只掌握50％，在DVD57項關鍵技術中只掌握16％。因此，我國企業不得不將手機售價的20％、計算機的30％、數控機床的20％-40％支付給國外專利持有者。也就是說，盡管我國的外貿總額已經居世界第三位，但是自主創新的高技術產品所占比例極小，大約僅占外貿總額的2％。正是跨國公司把生產基地搬到中國， 才造成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大量出口，真正中國本土企業自有品牌出口所占份額不足10％。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的利潤被外國企業所獲得，便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了。 

能源消耗與環境污染問題嚴重

外商直接投資在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也使中國付出了相當大的資源、能源和環境代價。 日益引起我國社會廣泛關注的是，一些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設廠時，將污染嚴重、資源消耗很多的企業或生產環節轉移進來，成為中國污染問題的誘因之一。統計顯示，外商直接投資的污染型企業主要分布在橡膠、塑料、印染、制革、電鍍、制鞋、電池等行業，資金來源主要是韓國、美國、日本、歐洲的一些國家及港澳臺地區。而鋼鐵、有色金屬、電力、建材、造紙和化工六大產業則是高耗能產業，也是我國重點節能行業。雖然外資在第二產業內部的結構有變化，但是在這六大產業中所占比重持續增長。2005年，六大高耗能外資占我國利用外資的11.28％，占制造業外資的17.9％。外商直接投資于制造業的接近20％的比例是分布于高耗能產業的。 

外資主導的出口貿易摩擦頻仍

1980年代成長起來的輕紡工業和1990年代成長起來的家用電器產業，都已成為中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勢產業，但這些產品多數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或者是在我國生產的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環節。由于技術門檻低，增加供給的能力極強，加上我國勞動力成本低，價格競爭力強，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出口貿易的迅速增長。但是，從加入WTO至2006年底，國外共發起針對或涉及中國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反保障措施的調查案件已達700多起，已成為涉及上述案件最多的國家。這些頻仍不斷的中外貿易摩擦，也引起了我們對中國出口產品的粗放型數量增長方式的反思。這種粗放型增長往往與無序竟爭、重復建設相聯系。血拼價格不僅使我國的貿易條件惡化，持續增長難以為繼，而且授人以傾銷的口實，招致貿易保護主義的攻擊。由于在一定程度上也損害了其他貿易伙伴的市場利益，往往使同情我們的國際朋友減少，對我國進一步發展國際經貿關系形成不利影響。 

加劇部分行業產能過剩

根據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半數行業生產能力利用率不足60％，其中生產能力利用率在50％以下的商品有洗衣機、彩電、內燃機、汽車、機床等等，小型電子計算機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僅達3.3％。當"過剩經濟"出現時，面對國內投資和消費萎靡不振，政府又要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來對付日益嚴峻的就業壓力，越來越多的地方不得不紛紛招商引資，而將吸引外資和GDP增長一同作為政績考核指標層層下達。在各自為政的背景下，造成一些行業內外資企業的過度競爭，一旦發生包括世界經濟衰退等國內外負面因素影響加大的情況，將使得許多行業都可能出現產能過剩的現象，那樣將使中國的經濟發展付出資源浪費等方面的巨大代價。 

外資并購對國家經濟安全的負面影響

近年來，在華外資出現一個新的重要動向，就是許多跨國公司不僅正在沿著"合資－控股－ 獨資"的路徑積極地擴大在華投資，而且還日益熱衷于并購我國各個行業中發展潛力較大的優質公司，即所謂的"斬首"行為。這些受關注的并購案包括：美國凱雷集團收購徐工科技、美國JANA公司競購沈陽機床、法國SEB收購蘇泊爾，等等。由于外資并購對我國的國家經濟安全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已經日益凸顯出來，認真研究并出臺相關政策，已成為迫在眉睫的重大現實問題。2007年，受到廣泛關注的《反壟斷法》在經過了十多年醞釀討論之后終于獲得通過。盡管這部已經施行的法規是相對中性的、是面對國內所有企業的，但畢竟從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使各個方面都有了關于外資并購交易審查的更新的法律依據。 

未來外資進入與我國相關政策的變化趨勢

回顧中國引進外資的30年歷程，經濟發展受益于外資企業是不爭的事實。今后，雖然跨國公司普遍看好中國經濟并保持對這一巨大消費市場的青睞，但畢竟與以往相比，無論我國國內經濟形勢還是跨國公司的投資戰略，都正在發生著變化，這種變化勢必導致外資流入趨勢有所變化。 

概況而言，一方面，由于我國經濟總規模迅速擴大，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引進外資以彌補發展資金缺口的理論基礎已經消失。而伴隨著國內大量本土企業壯大，通過大量外資流入以求引進先進技術的希冀，也將開始日益謹慎起來。各級政府和國內企業對引進外資項目的選擇，也勢必逐漸苛刻起來。而環境保護、反市場壟斷、 國家經濟安全等方面，都會成為國家及地方政府進行引進外資進一步調整的考慮因素。同時，與鼓勵"引進來"相比，我國對"走出去"的關注度與政策支持力度則將與日俱增。另一方面，對外商特別是那些巨型跨國公司而言，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不斷增加、人民幣升值及中國外資政策趨嚴的影響，它們的在華投資戰略也將受到影響。因此，不能排除外資在中國與亞洲其他經濟發展迅速的國家進行新的投資區位選擇轉向的可能性。 

受上述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從總體上講，盡管還難以認為今后外資在華投資規模將會下降，但無論如何，外資流入的來源結構和產業投資方向都勢必會發生巨大變化。有理由相信，這種變化將朝著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推動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興利減弊"的方向發展。